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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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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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寧康德（法语：Amaury de Riencourt）在拉薩拍下丹增嘉措家庭的成員照，包括父親祁卻才仁、母親德吉才仁和三個孩子
1935年7月6日，丹增嘉措在青海省（安多地區）塔澤村的一個農民和馬販家庭出生[註 2][23][24][25]。這個安多地區小村莊位於傳統藏區邊境[26][27]，約有20個農民家庭定居[24]。丹增嘉措的家族出身土族[28]，雙親並非貴族階級、而是與地主並無聯繫的小農，並住在典型的藏族住屋裡[29]。他們擁有小塊的土地，自力耕種青稞、蕎麥和馬鈴薯[24]，並混養數頭犏牛、約80頭綿羊和山羊、幾匹馬與一對氂牛[29]。丹增嘉措是16個孩子中的第九個孩子，最大的孩子是姐姐達拉·次仁卓瑪，比他年長18歲[30]。其大哥土登晉美諾布很早就被認定是高級喇嘛當彩活佛，被迎請到著名的塔爾寺[29]。他後來被限制在塔爾寺時，其兩個兄弟因為是「承願轉世者」，已經在那裡學習成為喇嘛[31]。
丹增嘉措原名為「拉莫頓珠」（ལྷ་མོ་དོན་འགྲུབ།）[23][24]，意思是「期盼充滿神性」[32]。其母親後來告訴他，他從小時候就未曾顯現出怯生的樣子[29]。在拉莫頓珠2歲多時，西藏噶廈政府根據事前預兆，派出3個尋訪小組前往東北方、東方和東南方，尋訪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23][33][34][35]。其中一個預兆是，在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逝世後，遺體頭部原先朝向南方，後來卻轉往東北方，被視為是暗示轉世靈童的出生方向[24][36]。後來高級喇嘛、西藏攝政熱振·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至聖湖拉姆拉錯觀湖，清晰「看見」水裡浮現「Ah」（ཨཿ）、「Ka」（ཀ）和「Ma」（མ）三個藏文字母，並出現一座有著綠藍色屋瓦與金色屋頂的三層樓寺院，再經過一條曲折小徑通到東面山丘，對面有一棟怪異造型「導水槽」、綠松石色屋簷的小屋[23][37]。
熱振和大多數人確信「Ah」暗示著尋訪地點位在安多地區，因而派遣尋訪團至東北方[註 3][39]。1937年，尋訪團抵達結古，與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會面[40]。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提出3名候選男孩的姓名，但有兩位後來被排除[註 4][40]。在拜訪第三位人選時，尋訪團開始覺得「Ka」指的是三層樓高、綠藍色屋頂的塔爾寺；在尋訪附近村落時，亦發現與觀湖結果相符合、屋頂上有結瘤杜松（英语：Juniperus rigida）木幹的房子[23][34][42]。尋訪團領袖結昌仁波切（英语：Kwetsang Rinpoche）先是扮作僕人，卻被拉莫頓珠稱呼為「色拉喇嘛」[43]。而在攜帶一些相似物件拜訪時，拉莫頓珠於任何情況下都能正確無誤地認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個人用品，並拒絕選擇其他物品[23][24][44]。
前往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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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拉莫頓珠和阿奇博·斯蒂爾（英语：Archibald Steele）
從1936年起，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實際統治著青海省，而「馬家軍」亦獲得國民政府的支持[註 5][46]。在前往塔澤村前，結昌仁波切曾先向馬步芳致意[47]。但這讓馬步芳知道尋訪的事情，並把拉莫頓珠及其家人帶到他處[48]。馬步芳和塔爾寺要求先認定拉莫頓珠為達賴喇嘛，否則拒絕讓拉莫頓珠離開[49]。雖然結昌仁波切已經確定人選，西藏政府指示要把拉莫頓珠帶回拉薩做進一步的測試；西藏政府认为如果先行宣布拉莫頓珠為達賴喇嘛，国民政府將會堅持派遣大批軍隊護送，並留在拉薩拒絕撤出[50]。
馬步芳後來收回要求，同意在交付法幣10萬元後，就允許尋訪團前往拉薩[51]。結昌仁波切設法滿足贖金要求，但當他們抵達塔爾寺時，馬步芳再次要求另外繳出33萬美元的贖金，包括：政府官員、軍事部屬和塔爾寺各10萬美元，護送費2萬美元，馬步芳本人則收1萬美元[52]。由於已經歷經2年的外交爭執，為了避免大批護送軍隊跟著進駐拉薩，西藏政府還是接受贖金的要求[53]。最後位在拉薩的西藏政府經由穆斯林商人代表，向馬步芳支付贖金款項，西藏政府則事後連同利息償還[54]。同時，印度政府則給予西藏進口特許權，幫助他們籌集贖金[55]。
1938年12月，國民政府下令：「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事宜。」[56][57]到了1939年夏天，在交付給馬步芳大筆護送費後，西藏政府的尋訪團帶著拉莫頓珠、其雙親和三哥達拉·洛桑三旦，動身前往西藏拉薩[33]，並獲得師長馬元海護送[34][58]。在前往拉薩的路上，西藏攝政和民眾大會則完成轉世靈童的確認[59][60]。當尋訪團離開馬步芳統治的地區，西藏政府便宣布拉莫頓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正式公開承認此事[61][62]。經過10個星期的旅途，拉莫頓珠在10月8日抵達拉薩，送往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意即「珠寶邸園」）[63]。
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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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22日，拉莫頓珠被送到西藏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儀式[33][62]，正式升座成為达赖喇嘛，中國、尼泊爾、不丹、英屬印度、錫金等國則派代表參與[64][65]。而在吳忠信建議下，國民政府同意其免於「金瓶掣籤」[66]。西藏習俗中並無「主持人」一說，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是由吳忠信主持達賴喇嘛轉世[59]，理由包括中文電報中多次使用「主持」二字，亦明顯花費許多心力主持活動[67]。這個說法遭到批評，達賴喇嘛否認吴忠信主持了轉世或坐床[68]，茨仁夏加認為並沒有證據指出是由其主持[69]，梅爾文·戈爾茨坦亦表示該說法不可信[70]。後來丹增嘉措在拉薩大昭寺舉行剃髮儀式，剃度成為沙彌，開始達賴喇嘛的見習修行[33][71]。
最初他與洛桑三旦一起接受閱讀、書法、背誦佛經等基本教育[29]。大約在8歲時，洛桑三旦被送到私立學校，丹增嘉措只能趁著探訪與母親、姐姐和哥哥會面[29]。這時他開始接受僧伽的教育課程，包括大五明及小五明[23][72]。大五明是梵語、哲學、工藝、藏醫學及佛學，佛學包括般若、中觀、俱舍、律儀學、釋量論[23]；小五明是詩學、戲劇學、占星學、詞藻學、聲律學[23]。除了接受成為藏族精神領袖的教育外，他還被培植成為世俗領袖，但仍保有許多遊戲時間[73]。其每年早春搬到羅布林卡，而在6個月後的冬天開始前，搬回布達拉宮，直到20歲出頭才開始永久住在羅布林卡[29]。
在西藏拉薩時期，他還培養對於科學技術的長期興趣[74]，著迷於鐘錶、望遠鏡、電影放映機、發條士兵、汽車等機械物品[75]，並會拆卸修理[76][77]。他曾用望遠鏡觀察月球，意識到月球只是有坑洞的岩石，而非親教師所說的會發出光芒的天體[76]。1941年，達扎·阿旺松繞圖多旦巴傑增成為西藏攝政[33][78]，但這時馬步芳的部隊經常攻擊拉卜楞寺[79]。1942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命令馬步芳召集穆斯林士兵，準備進軍西藏[80]；後者遵從，調動幾千人部隊進入西藏邊境[81]。1947年，熱振·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發動武裝政變失敗，在獄中逝世[33][82]，當時丹增嘉措正由兩位稱廈訓練辯論[33]。
統治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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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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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領導人前往拉薩市羅布林卡訪問丹增嘉措
1950年夏天，西藏在藏劇節前夕發生大地震[33]。昌都總管拉鲁·次旺多吉三年任滿，8月底由阿沛·阿旺晉美接任，阿旺晉美認為無法抵抗解放軍，不再備戰。[83][84]10月7日，已經建國1周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廣播中宣稱將「和平解放西藏」[33][85]。隨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越過金沙江、持續向昌都進軍[33][86]，阿沛·阿旺晉美及其手下士兵退路被包抄，最終投降[87]。11月7日，噶廈向聯合國求援，要求出面「調停」[33][88]。隨著解放軍進軍西藏，西藏內部和戰意見不一，摄政达扎和噶廈請示噶东、乃瓊神諭後，經西藏民眾大會同意，請丹增嘉措於11月17日提前亲政[註 6][90][62][91]，正式執掌西藏的政教大權[92]。隨後他暫居西藏南方的亞東[33][93][94]。
1951年4月，西藏噶廈派出5人代表團，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前往北京市和談[86][93][95]。西藏政府代表團雖然沒有得到丹增嘉措的授權，5月23日仍和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有17條協議[93][96][97]。該協議中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的涉外事宜，且不會強迫推動各項改革事宜，而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處理改革事項[86][93][98]。而在與張經武會面後，丹增嘉措則在同年8月返回拉薩[99]。
10月24日，丹增嘉措致電給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表示西藏政府與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且在毛澤東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會積極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從而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離西藏、保護領土主權的統一[93][100]。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和班禪堪布會議廳亦發表聲明[86]。10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86]，深入江孜、日喀則等地[93][101]。10月28日，丹增嘉措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02]。而隨著西藏政府與中國政府共同合作，後者開始處理西藏外交局、及在印度設置領事館等問題[103][104]。1953年，丹增嘉措當選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93]。
嘗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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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11日，達賴喇嘛（右一）和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右三）前往北京市，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前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右二）會面
1954年9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共同前往北京市，兩人先與毛澤東會面；隨後以西藏代表身分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9月，他出席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期间并发言[105]。大会主要討論、通過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93][104][106][107]。9月27日，丹增嘉措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86][108][109]，並持續任職至1964年[110][111]。12月25日，他還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12]。1955年2月9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七次會議通過《國務院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決定由丹增嘉措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13]。
不過中國政府也在康區與安多引進土地改革，由此展開的階級鬥爭造成嚴重影響[114]。1955年5月，趁着丹增嘉措從北京市返回西藏之際，阿樂群則等人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遞交請願書，要求丹增嘉措領導西藏獨立運動[106]。同時，丹增嘉措的經師洛桑益西·丹增嘉措、索康·旺欽格勒還以舉行佛事活動為名，分別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當地土司頭人和上層僧人，反對「民主改革」與中國共產黨，甚至發動武裝行動（英语：Protests and uprisings in Tibet since 1950）[106]。6月29日，丹增嘉措回到拉薩後，阿樂群則等人則呈送匯報請願書，要求恢復「人民會議」地位[106]。
對於阿樂群則等人的意見書，中國共產黨西藏工作委員會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要求丹增嘉措和噶廈採取制止行動，認為這已經是反對達賴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領導及國務院的決定[106]。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正式成立[91][115]，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為團長的代表團，專程前往拉薩，向西藏各個民族的民眾表示祝賀，並代表國務院把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大印授予丹增嘉措[106][116]。
到了11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應印度政府的訪問邀請[117]，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紀念活動[106][118]。丹增嘉措從日喀則出發，先前往錫金王国甘托克，隨後搭乘飛機至印度新德里[106][119]。隨後，丹增嘉措曾向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尋求可能的政治庇護[註 7][121]。與此同時，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前往德里，在1個月內與丹增嘉措數次會談[註 8][106][122][123]。最後經過周恩來的說服和尼赫魯的保證後，丹增嘉措及主要隨行的官員先前往卡林邦，隔年2月15日返回西藏亞東，在4月1日回到拉薩[106][124]。
流亡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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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西藏地區的騷亂局勢已經無法控制[125]。同年7月，在500名甘肅、西藏、四川、雲南等地成員集結下，反抗組織「四水六崗」曾向丹增嘉措獻上「金寶座」，後者則為代表們掛上哈達[106]。1958年11月2日，為了因應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丹增嘉措召集噶廈全體噶倫、三大寺堪布、藏軍司令、侍從堪布等人開會，要求全體西藏政府官員採積極態度來處理[106][126]。而在11月5日的噶廈全體官員會議上，噶廈官員們除了討論如何平息混亂，也認定丹增嘉措不宜到北京市參加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06][127]。
1959年，在默朗木祈願大法會期間，丹增嘉措在大昭寺進行年度的考試[128][129]。最後他以優異的成績通過考試，獲頒最高級別的格西拉讓巴頭銜──相當於佛教哲學的博士學位[23][130][131]。3月10日，由於中國方面邀請丹增嘉措看戲，藏族民眾包圍夏宮羅布林卡[132]，懇求他拒絕這次邀請[133][134]。西藏群眾隨後在拉薩等地展開反對中國的示威[133][135]，雙方最終爆發武裝衝突[註 9][106][132][136]。在西藏騷亂爆發之初，由於擔心生命安全，丹增嘉措和隨從們在四水六崗護送下，在3月17日離開西藏拉薩，流亡印度[137][138]。
1959年，丹增嘉措在印度和P·N·梅昂（英语：P. N. Menon (diplomat)）會面，由約翰·托芬漢姆（英语：John Topham (photographer)）拍攝
同年3月30日，丹增嘉措越境進入印度北部[8]，並在4月18日抵達阿薩姆邦泰茲普爾[139]。在他與噶廈成員抵達印度後，藏人行政中央在喜瑪拉雅山脈山腰的達蘭薩拉運作[8][133][140][141]。由於其龐大的影響力，往後約有100,000多名藏族追隨流亡海外[8]，並定居在此[130][142]。在1960年代，中央情報局還秘密計劃長期支持西藏獨立運動，以削弱蘇聯和中國等共產黨政府[143]。西藏項目的年度資金預算超過170萬美元，主要提撥給藏人行政中央、訓練志願者及支付對抗中國的游擊隊隊員[144][145]；相對地，西藏自治區政府在1952年的總收入僅有人民幣1,300萬元[註 10][149]。
流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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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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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丹增嘉措抵達瑞士蘇黎世機場，身旁成員還有甲日·洛迪
1962年，流亡中的丹增嘉措宣布西藏民主憲法《流亡藏人憲章（英语：Charter of the Tibetans In-Exile）》，將藏人行政中央轉為代表全體西藏人民的民主政府[133][150][151]。由於丹增嘉措和美國向聯合國提出介入西藏問題的呼籲，聯合國大會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過決議，呼籲尊重西藏人民[註 11][130][153][154]。他還創立藏族教育系統，教授藏族語言、歷史、宗教和文化[130][155][156]。1970年，他在達蘭薩拉建立西藏檔案文獻圖書館，館內收藏80,000多份重要手稿與資料，涉及西藏歷史、政治、文化等方面，被視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藏學機構之一[155]。
相對地，在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他仍擔任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57]，班禪額爾德尼則成為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158]。1964年12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全體會議第151次會議通過《關於撤銷達賴職務的決定》[93][159][160]。爾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曾表示其可以返回中國（法语：Missions d'enquête au Tibet (1979-1985)），但「要作為中國公民。我們的要求就一個──愛國」[161][162]。1987年9月21日，他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向美國國會人權小組（英语：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發表演講，就未來西藏地位問題提出「五點和平計劃（法语：Plan de paix en cinq points pour le Tibet）」[163][164][165]。1988年6月15日，他在法國史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發表演說，也提出類似的建議[166][167][168][169]。
根據《北京周報》對其出生地紅崖村的採訪報導，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在1989年1月20日圓寂後，中國佛教協會曾要求其參加追悼會，但遭拒絕[170]。隨後他認定更登確吉尼瑪為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中國政府卻另外確認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傑布為轉世靈童[171]。1996年，根據一家監督組織和西藏報紙報導，西藏政府開始禁止寺院和公共場所擺放任何流亡中的丹增嘉措「照片」[172]。4月22日和4月23日，便衣警察在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市的酒店和餐館，要求藏族移除相關照片[172]。2000年，他協助噶舉派的第十七世噶瑪巴·伍金赤列多吉從西藏自治區逃往印度[173]。
爆發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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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0日，丹增嘉措訪問美國密西根大學
從2002年9月以來，其派遣的特使與中國政府就西藏問題進行多次會談（法语：Dialogue entre le gouvernement tibétain en exil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2002-2010)）[174][175]，美國政府則表示歡迎雙方的會談[176][177]。但在2004年10月，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曾於會談中指出，不允許丹增嘉措在印度進行政治活動[178]。2007年接受採訪時，他表示將從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領導人退休，政治決策轉交給噶倫赤巴洛桑丹增[171]。2008年，中國政府指責他試圖破壞該年在北京市舉辦的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179]，包括流亡藏族在印度發動為期6個月的抗議活動[180]，及支持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英國威爾斯親王查爾斯計劃缺席開幕式等[181][182]。
3月16日，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發生藏族襲擊漢族、掠奪商店等暴動[183][182]。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譴責騷亂「是丹增嘉措的組織煽動的」[184]，重申其在「放棄西藏獨立、及承認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的情況下，國務院願意開啟對話[185]。而對於中國政府指責煽動騷亂，他否認曾經策動此事[186]，並表示如果無法控制騷亂，將會完全從藏人行政中央的最高領導人引退[187]。
相對地，他最初仍有意恢復與中國政府間的和平對話[188]。但後來在日本回應說，已經對和中國政府的談判「失去信心」，並召集西藏流亡組織思考策略[189]。他也推動與漢族民眾的交流[190]，並表示希望能夠經常進行[191]。2010年5月21日在紐約訪問期間，他便應中國作家王力雄的邀請，透過Twitter平臺回答9個問題──這些問題是中國網友在Google匯問（英语：Google Moderator）提出，經投票支持選出[191][192][193]。2011年3月10日，他則呼籲境內外的藏族與漢族民眾友好相處[150]。
退出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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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4日，丹增嘉措與首任西藏司政洛桑森格訪問波士頓
2011年3月14日，為了推行民主制度（法语：Démocratisation du Tibet en exil），丹增嘉措致函給第14屆西藏流亡議會全體議員，宣布決定轉移職務權力，不再擔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領導人職責」，並交由人民民主選舉產生的藏人行政中央領導人來承擔所有政治權責[8][194]，完全從流亡政府中退休[195]。隨後的西藏《流亡藏人憲章》修正案中，將達賴喇嘛改為「西藏人民的守護者和保護者，象徵西藏人的身分和團結」[196]，結束長期的政教領袖傳統[15]。2012年1月7日，《印度時報》表示孟買西部警方得到消息，有6名中國間諜從西藏自治區進入印度，計劃暗殺流亡印度的丹增嘉措，警方為此加強安全保護[197]。而在這之後，丹增嘉措則減少碰觸包括西藏前途、海外藏族未來、藏族行政中心運作等政治議題[8]。
對於當時頻繁發生的藏區自焚事件，最初丹增嘉措並不表示反對，也曾帶頭舉行「特殊法會」絕食1日、以示聲援[198][199]。但在3月10日，在接受來自美國的4家漢語網路媒體採訪時，他表示自己仍然十分困惑，因為不知道怎樣界定錯誤，而無法回應正確與否[註 12][198]。同年，由於12月10日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紀念日，國際社會密集規劃一系列聲援西藏獨立運動的活動[200]；同時還把2013年列為「西藏獨立國際年」，試圖讓西藏議題成為國際論壇上最重要的話題之一[200]。而隨著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藏人行政中央曾期待與中國改善關係[201]，但後來他認為習近平遭遇黨內強硬派阻礙[202]。
2017年7月14日，由於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監禁期間逝世，他發表相關的聲明[203]。2018年2月，德國汽車公司戴姆勒的梅賽德斯-賓士在Instagram官方帳號的汽車廣告標語，因引用其英語名言「從不同角度審視境遇，你的視野會更廣闊」，結果被中國網際網路用戶批評，最終被迫道歉[204][205]。4月，他表示根據「可靠來源」，其承認的更登確吉尼瑪仍然活著，並接受正常教育[206]。同時還補充說，在藏傳佛教傳統，亦可以有轉世靈童超過一人的例子[207]，希望另一位班禪額爾德尼能在好的教師底下學習[206]。